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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24/10/04 17:03)香港「反送中」一週年:前線與「和理非」示威者的反思
在香港《逃犯條例》修訂案引發的「反送中」示威一週年之際,抗議活動隨著肺炎疫情爆發大大縮減規模,但這個城市的政治與經濟前境不容樂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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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失業率受疫情打擊攀升至近年高位,北京推動即將在香港實行的《國家安全法》,令民主派擔心言論、集會自由受限,美國有意對中港實行制裁,香港的特殊地位可能不再存在,威脅到獨立關稅區這一個重要經濟命脈。
BBC中文採訪了兩位分別來自「前線」和「和理非(主張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)」的示威者,回望他們這一年來的轉變,以及對未來的看法。
從不談政治到變成「前線」
40多歲的阿強(化名)在旅遊行業工作,示威爆發前,他自稱是一個只顧賺錢、不談論政治的人,單身的他擁有自住物業,過著自由自在、物質富裕的生活,閒暇時愛去旅行,不會關心「六四」、政治改革,也不怎麼參與選舉投票。
「那時候覺得政治或是社會制度是由一班官員或有學識的人制定,然後由普通人去遵守。」
2019年6月,香港政府堅持推動甚具爭議的《逃犯條例》修訂案,觸發幾十萬人或上百萬人參與遊行抗議,那個時候的阿強仍然沒有參加,連「五大訴求」具體是什麼也說不出來。
示威者的訴求包括:撤回《逃犯條例》修訂案、撤回「暴動」定性示威、釋放特赦被捕人士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民衝突以及爭取普選。一年過後,除了撤回條例修訂案外,政府並沒有回應示威者其他訴求。
示威者不滿政府沒有讓步而把行動升級,抗議活動擴散至全港各區,從起初的堵路、包圍警署和政府建築物,演變成縱火、汽油彈、「裝修」(破壞店鋪)和「私了」(攻擊不同意見人士)。香港警察則被形容把催淚彈「常態化」,再施以胡椒彈、橡膠子彈、水炮車等等。
數千名示威者因暴動、非法集結、藏有攻擊性武器、襲警等罪名被捕。中港政府及建制派指控示威者搞亂香港,近似恐怖主義;示威者則稱,和平遊行沒有用,而把行動升級,其暴力衝擊也具有針對性。
阿強回憶說,令他決定參與遊行的觸發點,是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,因為購買「雷射筆」被捕。當時,警方認為「雷射筆」是「攻擊性武器」,並稱多名警員因為示威者使用「雷射筆」而眼睛受傷,但在阿強等示威者眼中,「雷射筆」也被列作「攻擊性武器」則突顯了警權太大。
阿強亦留意到網上片段顯示眾多警方執法可能違反守則、7月21日元朗「白衣人」襲擊途人,警方遲遲沒有介入並和「白衣人」拍肩膀的事件,同樣令他感到憤怒。他認為示威者如果犯法而被捕,是應該承受制裁,但是警方執法時需要公平,倘若警員違規或是親北京人士犯法,應當同樣受到制裁。
但警方一直否認自己存在「警黑勾結」,否認有使用過分武力,並指自己公平執法。至今除了少數警員被訓示之外,沒有多少警員需要針對處理示威的事件負責,而曾在抗議活動中開槍或舉槍的警察成為了「英雄」,甚至獲得嘉許。
阿強在8月左右開始參與和平的遊行,但有一次在現場,他發現警方不單純針對「暴力」示威者,自己和周遭的人同樣遭到武力對待,親身經歷催淚彈的可怕。他開始添置頭盔、眼罩、口罩等裝備,慢慢變成「前線手足」,經常向公司請病假或年假參與示威,時常留守到深夜。
他自言自己已經40多歲,有一定的生活負擔,不敢做「放火」、「裝修」、「私了」等行為,但試過幫忙拆欄、設路障,以及用水撲滅警方釋放的催淚煙。按照香港法律,他涉嫌犯了「非法集會」、「破壞公物」等罪行。他回憶說,其腳部曾疑被地上反彈的子彈擊中,劇痛了一周。
「我很怕死的,但大家都知道香港發展到這種地步,出去了便會承擔後果,這是我們的責任。」
去年眾多次示威,他都沒有被捕,但今年年初一次人群集結中,他被警方以「非法集結」的罪名拘捕,結果突然沒有上班兩天,同事都知道了。
「那次聚集的人大多數是普通人,有些甚至只是經過的路人,明顯是濫捕。被捕的人形形式式,年輕的、老的也有,在警署的警員也沒有做什麼。」
但被捕後,他仍然會參加網上號召的集會,當示威者在商場唱歌時,他見到有便衣警察會大聲高呼警告其他人,他有空時也會到法院旁聽示威相關的案件。
因為疫情關係,他被公司要求放無薪假,收入少了三分一,如果疫情持續,其公司甚至可能裁員。
阿強說不怕失去工作,認為「在香港只要肯做就不會餓死」,他認為疫情令經濟轉差,的確會令部分示威者減少參與抗議活動,「但他們不會因為經濟差而變成支持政府」。
現在他已經養成了消費只光顧「黃店」(親民主派商店)、不使用香港鐵路、八達通(即便利通行支付卡)(以免留下記錄),推動各界籌組民主派工會,希望盡最大的努力,支持民主派陣營。
「我們怎麼打都打不過中央,就算我支持香港獨立,也覺得沒有可能發生,」他說,「但不代表我們沒有作為,我們身處大時代,就預示了將來的路不好走。」
他認為,警民衝突近期減少,除了是因為疫情,也因為更多前線示威者被捕,但香港問題已轉向到國際層面,示威者或要改變策略,只會在適當的時候才會升級。
美國對中港實施制裁,被形容是香港示威者尋求「攬炒」成功。「攬炒」有玉石俱焚的意思,示威者認為,如果中共當局受到制裁,可能會減輕打壓香港的步伐,但這意味著香港可能失去美國的特殊待遇,甚至失去獨立關稅區,可能令經濟進一步受挫或令香港失去金融中心的地位。
但阿強懷抱樂觀的心態,他認為雖然香港成為中美之間的棋子,但經濟不會走向最差的境地,而就算經濟轉差,香港人仍然有辦法活下去。
「和理非」在中資公司的爭扎
30來歲的阿健在香港一家大型中資企業從事市場營銷工作,他強調自己是「和理非」示威者,「我怕死,所以不是和平的遊行盡量不參與」。
去年「反送中」示威爆發後,他沒有缺席過任何一場大遊行,在示威演變成暴力衝突後就會離開。
他沒有正面受到警察的攻擊,然而,他所在的中資公司卻施以打壓,讓他愈來愈難參與示威。
過去幾個月,溫和派示威者多次在午飯時段的鬧市和商場舉行名為「和你lunch」的抗議活動,在鬧市或商場中唱歌和叫喊口號。
起初,阿健也有參加,但後來,他的公司宣佈,強制要求員工提早在11時在指定餐廳吃午飯,12時要回到辦公室向上司報到,暗示不批准任何員工參與示威。
他公司一名工作幾十年的同事因為被人在電視直播中發現參加示威,而被人用「違反公司守則」等理由革職。
人心惶惶成為了中資公司香港員工的寫照。
近日,中國人大突然宣佈繞過立法會為香港直接引入《國家安全法》,他的公司「呼籲」員工簽下支持《國安法》的聯署。
「表面上是沒有強逼你簽,但你不簽就要與上司見面,上司會跟你說,進入這家公司,就要跟這家公司的一些想法,多個香港同事因為不簽名而辭職了。」
去年下半年的示威,他為了工作而沒有參與和平示威,失去了示威的言論自由。如今,他被迫聯署,失去了在公眾領域「不被表態」的自由。
示威爆發後,他試圖尋找其他工作機會,希望盡快離開中資公司,但碰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,轉職之路要暫時擱置,但慶幸這是大公司,與裁員有一段距離。
他認為,香港乃至國際企業都十分依賴中資公司,即使示威者予以杯葛或「裝修」,也撼動不到他們的地位,這些公司在大陸資源支持下,只會在香港具有更大的影響力。早前已有消息傳出,中國政府要求國企加強投資香港,控制多個行業。
他坦言,「攬炒」對香港不一定是好事,他認為只是加速香港變成中國另一個普通城市的過程。香港人可能失去自由,中共也將繼續屹立不倒,但他說自己家庭的經歷,讓他明白一個曾經享有自由的人,在快將失去自由時會拼命爭扎。
阿健自小學三年級開始從廣州來香港,祖父母那一輩受盡「文革」之苦,父母於是為了逃避中共來到香港。他初來港時中港矛盾未爆發,可以順利融入香港社會,如今仍然會認同自己是中國人,但不認同中共政權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。
「當年我家來香港就是為了逃離中國,回歸當下仍然覺得香港有分別,但現在沒有了。」
他相信,香港問題已經提升至國際層面,示威者最大的貢獻是讓全世界知道,極權的中共會如何對待自由社會,示威者可以做的事情已經不多,未來的主導權不會很大,但只有持續發聲,才得到國際社會關注。
短期內,他表明自己仍然會參與和平的遊行,不過,他會以眼鏡、口罩喬裝,遊行時把電話的定位系統關掉,以免讓公司有任何方法,留意到他出席示威。
長期來說,他希望可以移居海外,逃離香港,「我不像那些持有英國國民海外(BNO)護照的香港人,英國再怎麼放寬BNO政策,對我也沒有幫助,而香港其實有很多我這種人。
應受訪者要求使用化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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